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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总理默茨于2月25-26日开启任内首次访华行程。此次访华有两大不容忽视的背景：进入第五个年头的俄乌战争，和刚结束的2026年

　　当下，欧洲已很难再将俄乌冲突视为一场“需要被尽快终结的危机”，而是不得不把它当作一种将长期存在的现实。202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与其说与会者仍在讨论战争如何结束，不如说他们已经开始适应一个规则被弱化、对抗常态化的欧洲。

　　在这一转变中，德国的位置尤为关键。作为冷战前线的历史遗产、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以及跨大西洋体系的重要支点，德国几乎承载了欧洲全部的战略矛盾：对美国安全的高度依赖、对俄罗斯能源的路径依赖、对国内政治极端化的深度警惕，以及在全球产业重组中日益受限的选择空间。当这些支点在战争中同时松动，德国的焦虑，便成为欧洲处境最清晰、也最沉重的缩影。

　　今年2月12至15日，笔者作为德国外交委员会的嘉宾，被邀请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简称MSC）一直被称为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冷战时期，它是西方阵营内部的安全协调平台；冷战后，它一度承载着对合作型国际秩序的想象；而在当下，各方并不急于形成共识，而是试图通过公开表达，测试彼此的底线与耐受度。作为欧洲战略焦虑的放大器，它也逐渐成为了大国竞争走向的风向标。

　　近年来，关于慕安会，最早走进大众视野的发言，便是2025年会上美国副总统JD Vance说“欧洲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源于其内部民主规范的侵蚀”。这番讲话，坐实了MAGA对于欧洲右翼民粹运动的支持。今年慕安会的主题是Under Destruction（“被破坏的欧洲”），意在讨论国际秩序遭到破坏之后如何重建。结合这两年的讲话来看，在欧洲视角下，失去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正处于被破坏的状态，并且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有趣的是，根据笔者在会议现场的见闻，在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之际召开的2026年慕安会，几乎没有再围绕“战争如何结束”展开讨论。无论是在主会场发言，还是在各类分论坛与闭门讨论中，一个高度一致的判断是：这场战争短期内难以收官，冲突极有可能延续至2027年甚至更久。

　　在这一共识之下，会议的讨论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与其说与会者仍在进行危机管理，不如说他们已经开始适应一种“长期对抗的欧洲现实”。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军工产能、推进能源安全与信息安全的自主性，成为反复被提及的关键词。这种转向揭示了欧洲安全认知的重要变化：战争正在从例外状态，变成必须被纳入常态治理的结构性风险。

　　这次慕安会的另一个背景便是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纷纷访华。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跨大西洋关系明显变得更加脆弱的背景下，德国总理默茨随后的访华则相比于芬兰、英国等国领导人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俄乌战争爆发前，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使其在冲突初期承受了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2022年，德国进口天然气中俄气份额一度超过50%，而其邻国法国的相关比例仅为个位数。结构性差异，决定了德国对战争长期化的心理承受阈值本就更低。能源价格飙升、工业竞争力受损以及国内社会妥协空间被压缩，使德国比多数欧洲国家更早感受到“地缘政治回归现实”的冲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国选择党（AfD）等极右翼政党迅速将能源问题转化为高度动员性的政治议题。AfD并不将能源价格上涨仅仅解释为外部冲突的副作用，而是系统性地将其归因于“精英阶层的错误选择”——包括对俄制裁、能源转型节奏以及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在其叙事中，高昂的电价、取暖成本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成为普通民众为抽象的“价值外交”和“地缘政治道义”所支付的不公平代价。

　　这种话语策略精准击中了德国中低收入群体、工业工人以及能源密集型地区选民的现实焦虑。能源不再是宏观政策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家庭账单和就业安全的日常生存议题。AfD借此将对外政策不满转化为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否定，进一步强化“体系内政党脱离民意”的对立框架。

　　这也使德国传统建制党，尤其是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基民盟需要在安全与对外政策上展现责任感，支持对俄强硬立场与欧洲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回应基层选民对生活成本和经济前景的不满。这一夹缝中，任何对能源转型、对外援助或安全承诺的表述，都极易被极右翼重新包装为“牺牲民生、迎合精英共识”的证据。

　　因此，能源价格飙升不仅是德国安全政策的外部后果，更成为撬动德国内政结构的重要杠杆。它削弱了社会对长期战略代价的耐心，也放大了民粹政治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建制政治的侵蚀力。这一内外联动的压力，正是当下德国政治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政治精英在安全议题上表现出更强烈的紧迫感。德国已无法再依赖过去那套“通过经济互赖换取战略缓冲”的逻辑。战争不仅打断了供应链，更打断了德国对自身角色的既有想象——那个以出口导向、规则依赖和政治低调为特征的“后地缘政治德国”，正在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2026年慕安会上的发言，集中反映了这种认知层面的转变。他将当前国际局势明确描述为“大国政治的回归”，并指出依赖关系正在被系统性武器化：能源、原材料、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不再是中性的经济变量，而是零和博弈中可以纵、被切断、被威慑的权力工具。在他的表述中，安全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已经消失，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安全政策的一部分。

　　在这一叙事框架中，默茨将能源、供应链和产业政策纳入安全话语，正是试图打破 AfD 所构建的“民生 vs. 安全”的二元对立，将其转化为“短期痛苦 vs. 长期失序”的选择题。换言之，他所担忧的并非德国是否有能力参与大国竞争，而是德国社会是否还具备承受这一竞争所需的内部政治韧性。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本身就是冷战秩序的前沿遗产之一。德国在冷战时期长期驻有大规模美军，其安全结构高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与此同时，德国又在冷战结束后，通过与俄罗斯的能源互赖构建起另一条“去安全化”的稳定路径。这种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与对美国军事保护的高度依赖，并行存在、相互补偿，却也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同时失效，使德国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两个关键支点。

　　地缘位置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结构性焦虑。德国，尤其是柏林，本身就是欧洲冷战分裂的象征——铁幕曾在这里具象化为一条真实的边界。这种历史经验，使德国在面对新一轮地缘政治对抗时，对“前线化”、“阵营化”的风险格外敏感，也更难以轻易接受长期对抗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成本。

　　正因如此，德国在欧盟内部的角色始终带有更强的矛盾性。一方面，它是经济体量与制度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之一；另一方面，却在安全与战略叙事上长期保持克制。这种张力在当下愈发凸显，尤其是在与法国围绕欧盟“共主”地位的隐性竞争中。法国更强调战略自主与军事主权，而德国则必须在联盟责任、历史负担与国内共识之间进行更复杂的外交权衡，其行动空间反而更受约束。

　　因此，在新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德国需要权衡的变量更多、调整的成本更高、可回旋的空间却更小。这也使得德国在外交决策中呈现的不安，往往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尖锐，也更具预示性。

　　在上述困境之上，默茨的对外动作呈现出“同一套叙事、两条路径”的特征：在慕安会上，他用“大国政治回归”、“依赖被武器化”来重述欧洲所处的新现实，并直言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深裂缝”，强调欧洲必须建立更强的欧洲支柱，但同时也警惕“过于冲动地声讨美国”并不现实。

　　而紧接着的访华，就像是对这套安全叙事的“现实检验”。默茨于2月25-26日对华正式访问，并带领了一支规模很大的德国商界代表团，计划推动经济协议与产业议题。德媒用了这样的表述来形容这次访华队伍：自默克尔时代以来，“最豪华”的商贸团。

　　在政治层面，德国不断强调“去风险”、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对关键技术的审慎态度；但在产业层面，德国企业却持续加码在中国的投入。例如，此次访华，大众、宝马、奔驰、西门子、拜耳、阿迪达斯、空客……这些如雷贯耳的巨头企业，全在随访的30人豪华商贸团名单里。据说想来的企业太多，名额根本不够分。

　　以光刻产业链为例，德国蔡司（ZEISS）处在一个典型的“三重拉扯”中：它既深度嵌入以荷兰ASML为核心的先进光刻生态，长期处于美国与其盟友对华出口限制讨论的聚光灯下，又急于填补中国半导体市场对先进制造环节持续存在的设备与能力需求。在美国对华科技限制的摇摆和约束下，德国企业确实可能采取更“可拆分、可隔离、可合规”的组织方式来降低合规与政治风险，例如将不同技术层级、不同地区业务、不同服务模块在公司治理与供应链上做更清晰的隔离，而这类做法在全球出口管制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并不罕见。

　　以汽车产业为例，智能电动车时代对电池、软件与智能驾驶的要求，已远超德国传统工业体系的既有能力。在这些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还具备高度完整的产业链与极快的技术迭代速度。对德国企业而言，与其说这是“选择中国”，不如说是在缺乏可行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功能性嵌入。这种嵌入并不意味着战略靠拢，更谈不上价值认同，而是一种高度工具化、去情绪化的产业现实主义。它所反映的，恰恰是德国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被动位置。

　　这一被动位置，在2026年初美方对华科技限制政策呈现摇摆性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例如，路透报道提到，在美中出现贸易缓和趋势的背景下，一些原本在酝酿中的对华科技限制被暂缓或者搁置，这显示出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并非线性加码，而是会随着交易与谈判而变得“可逆”。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放大了德国企业的风险，因为企业最难应对的不是“明确的禁止”，而是“许可制度下可变的政治裁量”，因为它会把商业决策变成一种彩票式的地缘政治押注。

　　更重要的是，这趟访华在华盛顿眼中很容易被赋予双重含义：它既可以被解读为德国“对华经济现实主义”的延续，也可能被解读为欧洲在美国政策摇摆与贸易压力下“用中国选项增加谈判筹码”。而路透等报道也点出，默茨此行之后还将前往华盛顿，这种“北京—华盛顿”的连续行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信号：德国在试图同时稳住两个关系，但其底层逻辑已从“价值共同体的自动同盟”，转向“利益、成本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再谈判”。

　　上文所论述的“既焦虑又克制、既转向强硬又避免彻底断裂”的矛盾心理，构成了德国当前安全政策的底色。

　　如果说德国的焦虑是欧洲处境的集中体现，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认知，正面临一个日益扩大的期望差距。长期以来，欧洲习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相信可以通过规则、制度与价值输出来塑造外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维系自身的安全与繁荣。然而，俄乌战争的持续消耗，正在系统性地侵蚀这一自我认知的现实基础。军事能力的结构性不足、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滑，以及在能源、技术与安全保障上的高度外部依赖，使欧洲在大国博弈中愈发暴露出“规范多、杠杆少”的困境。欧洲的战略自主在战争中并未得到强化，反而在安全、能源和财政层面被进一步“锁定”在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跨大西洋关系呈现出一种微妙而紧张的心理修复场景。卢比奥在2026 年慕安会发言中强调“美国是欧洲的孩子”，刻意诉诸历史、宗教与文明连续性，试图重新唤起一种“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相较于中国与俄罗斯被不断框定为“外部文明”和“体系外的威胁力量”，美国在此强调的是一种同源性与内部性，意在提醒欧洲：尽管利益分歧加剧，但双方仍属于同一“政治—文明”谱系。

　　这种安抚，显然也是对冲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对欧洲交易化表态造成的心理冲击，以修复跨大西洋关系中日益松动的“自动信任机制”。

　　然而，美国的安抚并未打消欧洲对美国自身战略不确定性的疑虑。其中一个集中体现，正是围绕格陵兰岛的讨论。特朗普近期曾多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虽然这一议题尚未转化为明确政策行动，但其象征意义始终存在：北极地区的能源、航道与军事价值，正在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再平衡的一部分。欧洲对这一变量高度警惕——尤其是在对俄罗斯能源脱钩之后，任何新的北极变量，都可能进一步压缩欧洲本已脆弱的能源与战略缓冲空间。

　　在经济与产业层面，欧盟试图通过对外经贸布局来为这一困境寻找缓冲空间，其中包括加快推动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这一努力并非单纯的贸易多元化，而是试图在中美之外，为欧洲工业、农业与资源获取构建一个相对低政治风险的外部支点。但问题在于，这类经贸突围更多只能缓解增长与市场焦虑，却难以触及安全与技术依赖的核心矛盾。换言之，它是一种“侧翼调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解锁。

　　如今的欧洲，尤其是德国，正在被迫重新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一个规则弱化、对抗常态化、联盟不再自动运转的世界中，自己究竟是谁，又还能做什么。

　　这一问题在德国身上显得尤为尖锐。冷战的前线、战败国的制度约束、能源的路径依赖、对美国安全的长期依托，以及对国内政治极端化的警惕，共同塑造了德国高度克制、却也脆弱的政治文化。当这些支点在俄乌战争中同时松动，德国不得不在极短时间内直面那些过去被延后、被外包、被制度性回避的战略选择。

　　正因如此，默茨此次访华，是他的安全叙事最现实的延伸：在政治上继续强调去风险与价值边界，在产业上承认德国已无法脱离中国这一全球制造与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这种“功能性嵌入”，不是主动的战略靠拢，而是在缺乏低成本替代选项的现实条件下，对全球产业重组作出的被动适应。

　　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访华既折射出跨大西洋关系中信任机制的松动，也暴露出欧洲在安全、能源与技术三重压力下，难以同时实现价值一致、战略自主与经济竞争力的现实张力。德国试图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稳住两端”的努力，本身就说明，所谓“价值共同体的自动同盟”正在被一种更为交易化、条件化的关系所取代。对欧洲而言，则意味着其必须承认，仅凭规范性话语，已不足以支撑一个在大国竞争中日益暴露的政治实体。